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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美貿易戰是美國反全球化國族主義的代表作
http://www.CRNTT.com   2019-10-18 00:12:46


  中評社╱題:中美貿易戰是美國反全球化國族主義的代表作 作者:朱雲鵬(臺灣),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講座教授、臺北醫學大學管理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、中央大學臺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

  中美貿易戰就是反全球化國族主義的代表作,也是川普競選總統的主要訴求。川普既然當選總統,中美貿易戰就不可能不發生。當然,貿易戰的發生,經濟不是唯一的原因。在政治和輿論上,美國需要一個敵人,現在美國就把中國大陸視為主要敵人,學者、參議員、眾議員、總統都在講,講到後來可能造成很多美國人相信中國大陸的確是他們的敵人,而且很快地就要兵臨城下。

  就中長期而言,要結束兩國爭鬥,必須讓中美的對峙從零和變成多贏賽局。

  一、中美發生貿易戰的深層原因:中產階級“美國夢”的破滅

  筆者在今年年初出版《中美貿易戰》一書(臺北:時報出版),裡面詳細地分析了中美發生貿易衝突的深層原因,在於1980年代開始崛起的新自由主義,以及同時發生的全球化趨勢,導致美國中土地帶(heartland)大多數中產階級家庭的經濟狀況惡化,甚至落入貧窮。這些家庭將他們生活陷入絕境的憤慨,反應到選票,造就了美國政治版圖的重組。這些家庭原來以為歐巴馬的“改變”,可以為他們帶來希望,但是8年之後,他們失望了:情況沒有改善,還因為2008-09年大衰退(Great Recession)的來臨而加速惡化。他們忍無可忍,亟求翻身。

  2016年大選時,川普和桑德斯的出現,為他們帶來希望。川普代表反全球化的國族主義,桑德斯代表社會主義。二人都吸引了眾多的支持者,但對美國、多數西方國家乃至任何世界上國家而言,衹要國族主義出馬,其他力量大多衹能靠邊站。所以川普贏得大選,而桑德斯的聲勢未能讓他取得民主黨初選的門票。

  川普在紐約市自己的大樓裡,發表參選共和黨初選的演說。在寒暄之後,他正式演講的第一句話是:“我們美國有大麻煩,我們不再有‘勝利’了。”第二句話是:“我們上一次在貿易談判打敗中國是什麼時候?”接下去他說:“我們什麼時候打敗過日本?他們賣了百萬輛的汽車到美國,但你什麼時候在東京街上看到過一輛雪佛蘭轎車?”他又說:“我們的工作機會被中國、被墨西哥拿走了。”

  這就是他的競選主軸,打動了中土地帶生活陷入困境中產階級家庭的人心,讓他們從支持民主黨候選人轉成支持他。2016年美國大選,有五個中土地帶的州豬羊變色,從上一次投給民主黨的歐巴馬,轉投給共和黨的川普,這五個州從西到東,分別是愛荷華、威斯康辛、密西根、俄亥俄和賓夕凡尼亞。

   最近(2019年8月下旬),網飛(Netflix)和歐巴馬合作推出一部紀錄長片,叫作“美國工廠”(American Factory)。拍攝地點在俄亥俄州的代頓市(Dayton),主題是該市原先的通用汽車生產大廠於2008年倒閉,其後由來自中國大陸福州的福耀汽車玻璃公司接手,所發生不同文化間的互動,以及工廠勞方和資方關係的演變。

  同樣這家公司,同樣這個城市,也是去(2018)年美國公共電視“前線”(Frontline)節目,所推出描述美國中土地帶中產階級家庭的紀錄片──“被遺落的美國”(Left Behind America)的主角。俄亥俄州的代頓,老是被選中,有其獨特原因。這個城市,在1960和70年代美國經濟勃興的時代,相當於今日的“矽谷”:它是萊特兄弟發明飛機的地方,是重要的汽車和機械生產基地,人均發明型專利曾居美國之冠,也是發明收銀機的NCR公司所在地。

  但是今天的代頓,已經淪為毒品集散中心之一,其貧窮率超過3分之1,是美國全國平均的3倍。代頓有大約40%的人口住在西城(West Dayton),絕大多數是非裔,但是西城淪為“食物沙漠”,沒有超市,也沒有醫療院所、商業活動,形同死城。

  片中訪問一位原來在通用汽車工廠工作,現在轉為福耀玻璃員工的當地工人。他說,以前的薪水大約是每小時35元,現在是13元。這不表示福耀玻璃特別苛刻,否則它聘不到人,這其實就是目前美國中土地帶製造業的平均薪資。

  拿時薪35元的日子,是美國的黃金時代。那時候一個汽車工廠的工人,有能力買自己的房子,可以每3到5年換一部車,可以每年到美國其他城市去度假,兒女上大學時有能力付學費。在那個年代,從戰後到1970年代末,美國最富1%家庭以外的99%家庭,其所得占全部報稅所得的比率,從二次大戰前的76%,一路上升到92%。美國所得稅最高級距的稅率在19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是90%,從1960年代到70年代是70%。政府收到的稅,用於建水庫、高速公路、橋樑和公立學校,造就了強大的美國。那是“美國夢”可以實現的年代:任何出生或來到美國的人,衹要努力不懈,不論其出身爲何,都有機會可以過個有尊嚴的生活。

  1974年保守派作家羅素·柯克出版《美國秩序的根基》一書,將美國視爲西方文明的集大成:從《舊約》聖經中耶路撒冷的信仰和倫理,到雅典的理性與榮耀,到羅馬的美德與力量,再到倫敦的法律與市場,融匯於清教徒肇始的美國秩序之中。在柯克看來,美國的成功之道在於宗教信念生成有秩序的自由觀,再生成自由市場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,而為美國經濟、社會和個人活力的發揮提供了保障。這就是“美國夢”的理論基礎,而在柯克出版該書的那個年代,美國夢不衹是假設,而是已經實現了。

  但是好景不長,里根上臺後,逐次把所得稅最高級距稅率調降到28%,許多社會福利措施被迫縮水。另外,隨著全球化的興盛,中土地帶的美國人看到進口品湧入、工廠搬走。美國99%家庭所得占全體報稅所得的比率,一路下跌,現在已經跌回到二次大戰前的水準,不到8成。川普的反全球化國族主義,於焉誕生。

  中美貿易戰就是反全球化國族主義的代表作,也是川普競選總統的主要訴求。川普既然當選總統,中美貿易戰就不可能不發生。

  二、美國需要一個敵人

  當然,貿易戰的發生,經濟不是唯一的原因。在政治和輿論上,美國需要一個敵人,上述《中美貿易戰》書中引述了美國戰略學家戴維·羅特科普夫的話:“美國一直在不屈不撓地尋找敵人。我所說的‘尋找’不是指找到和擊敗他們。我的意思是,美國似乎從內心深處需要敵人……政客們喜歡敵人,因為敲打敵人有助於煽起公眾的情緒,將他們的注意力從國內問題上轉移開;國防工業喜歡敵人,因為這能幫助他們賺錢;學者們喜歡敵人,因為敵人讓他們的出版物暢銷。” 現在美國就把中國大陸視為主要敵人,學者、參議員、眾議員、總統都在講,講到後來可能造成很多美國人相信中國大陸的確是他們的敵人,而且很快地就要兵臨城下。

  中國有全球最多的人口;但從其平均每人所得,以及主要產品的科技含量來看,雖然進步快速,目前爲止仍然屬於開發中國家。世界上絕大多數製造業產品的關鍵尖端技術和設備,都掌握在西方國家和日本的手中。但對於“中國恐懼”的散布者而言,他們沒有看到這裡。他們看到的是中國在全球經濟的動盪中持續快速成長,中國成爲世界工廠,國民所得和各項生産日益接近或超越美國,而且積極改善軍事能力,在亞洲乃至世界成爲美國秩序的潛在或實際競爭者。

  有些學者文字上強調希望美中不要發生戰爭,但是他們很多人其實是在鼓吹恐懼、鼓吹戰爭。例如寫《注定一戰: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?》一書的艾利森教授,在該書的第十章,講述未來美國可以有的戰略選擇時,艾氏提出四個可能性:第一是“調適”,意思是藉由調整與強大對手的關係來適應新的權力平衡,第二個選項是“破壞”,第三個戰略選項是談判出一種長期和平,第四個選項是重新定義雙方的關係。在“破壞”這個選項裡面,最可以動用的武器就是臺灣,他在書上這樣寫:

  “作為分裂中國和打擊北京政權士氣的策略的一部分,何不……支持西藏和臺灣的獨立,中國毫無疑問會對這些舉動採取暴力的反應……美國軍隊可以暗中訓練和支持分離主義叛亂分子……通過鼓動中國內亂,讓北京……無瑕他顧,美國可以避免,或至少大幅推遲中國對美國統治地位的挑戰。”

  三、中美應在有益民生的科技發明和治理制度方面進行良性競爭

  既有的資訊顯示,中國大陸在和川普政府的接觸中,曾不止一次表達,中國無意與美國競爭世界領袖的地位,但這顯然未能阻止川普一次又一次地提高關稅、升高貿易戰。到了現在,中國大陸似乎已經決定,如果美國衹是要求改善貿易的不平衡,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,那談判的大門永遠敞開;但如果美國是要藉由貿易戰改變中國制定工業化議程的自主性,打破中國以國有事業為根基的經濟體制,那衹能奉陪到底。

  貿易戰已經造成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的走緩,也為美國進入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加溫,如果川普基於面臨連任選舉的壓力,而在未來和中國達成以調整經濟利益爲主的協議,應當不讓人意外。四位美國NBER的學者最近發表一篇名為“回到保護主義”的論文(No. 25638),計算了去(2018)年美國對各國實施貿易戰以及遭到報復後,對於美國各州各郡貿易財部門實質薪資的效果,發現在2016年對川普支持率愈高的郡,受到的負面效果愈大。所以,貿易戰已經在經濟上侵蝕了川普的政治基礎。

  但是,如果在政治氛圍的變化下,川普認定反中國和愛國主義的訴求可以為他的連任帶來更多的選票,那他也可能堅持到底,而導致遲遲無法達成協議。畢竟,那些支持川普的州,也是盛行“愛國主義”的州。為了愛國而餓肚子,美國做過,其他訴諸國族主義的國家也都做過。

  無論貿易協議是否達成,中美之間的對抗在短期內不會終止。中國大陸採用不同於西方的國家體制,但是持續成長與壯大的事實如果持續,對於美國而言,仍將是巨大的威脅。對中國進口品的關稅持續調漲,可能造成部分跨國企業在中國投資、用於生産出口品的生産線,轉移到其他地方;但是基於成本和周遭供應鏈完整性的考量,他們很難遷移到美國,絕大多數會遷移到亞洲其他國家或墨西哥,對於中土地帶的家庭並無實益,不能解決根源問題。

  就中長期而言,要結束兩國爭鬥,必須讓中美的對峙從零和變成多贏賽局。有幾個可能的方向。一是大家寧可看到兩國儘速簽署貿易協議,結束雙輸的關稅對壘,而將競爭領域移轉到科技和發明的民生運用。在中美競爭的過程中,全世界的生産安排可能因此而產生巨大變化。美國會試圖恢復製造業的供應鏈,而中國會加速填補它的科技空缺,如果這不會升高到軍事衝突,對於兩國而言都不是壞事。對於所有其他國家,在供應鏈重組的過程中如果能找到自己可以發揮力量的位置,未始不代表轉機的來臨。

  在此同時,如果美國能夠採取積極政策,大力改善中土地帶的公共建設,推動新的產業發展機會,協助中產階級家庭獲得重生,那整個美國反中和反外的情緒,就有可能獲得紓解。

  在中國大陸方面,內部也有很多問題和矛盾亟待解決。中國大陸如果想要在未來真正成為崛起的偉大國家,光能提供品質優良、價格便宜的產品和服務還不夠,還需要擁有讓他國人民景仰的制度。中國大陸可以追求建立與西方民主國家不同模式的體制,但不論這個體制如何命名,它都需要具有兩個特色:一是讓經濟發展的果實由大多數人民共享,而沒有被壟斷。二是做決策的人選以及做決策過程的正當性,應當立基於公共政策受眾的正面評價;這些評價可以經由有效管道,投射到或被納入決策機制。

  在這方面,韓國文在寅總統的例子值得學習。文總統在當選之後,對於新古里兩座興建中的核能發電機組,用審議民調(deliberative polling)的方法決定去留,獲得大多數民眾的肯定。五年多前,筆者在本刊曾發表“香港政治可否採用慎思民主”,鼓吹類似的機制,但可惜香港政府沒有做,沒有系統性地探求民意。看到最近香港的動亂和悲劇,不勝噓唏。

  中國大陸如果能在改善人民生活的科技發明上和治理制度上,與美國以及西方國家相互競爭,將是最好的良性競爭,是中美兩國乃至世界各國人民的福氣。

  四、中美應當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

  如果在中國大陸和美國,以上所說的各項正面發展都沒有發生,貿易戰轉變為雙雄爭霸的加劇,最後陷入古希臘作家修昔底德(Thucydides)所描述當時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毀滅性衝突---伯羅奔尼撒戰爭,無疑地將是人類的浩劫。即使衹是區域的代理人戰爭,不論發生在朝鮮半島、臺灣海峽還是中國南海,都會對東亞經濟造成毀滅性的影響。因此在該書的最後,作者呼籲和平使者能夠出現,讓中美兩國的對峙和緩,從零和變爲雙贏,乃至多贏。

  《中美貿易戰》即將有韓文版問世。筆者特別為韓文版寫了一個序,在此引用該序言的最後一段話,作為本文的結束:“這個世界很大,足以讓中美兩國,還有其他所有國家,共存共榮。”

  (全文刊載於《中國評論》月刊2019年10月號,總第262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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